大秦帝国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卫国入秦国，并提出了废井重农奖军实行统一度量衡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增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商鞅出世

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丛林法则开始在中国盛行，因此在战国时期的人们看来，他们简直生活在一个末法乱世。

商鞅就出世于一个弱肉强食的年代，当时儒家思想已经不再被人们追捧，极端的乱象造就了他极端的人格，他奉行的是法家思想。

百家争鸣的盛况也在此时急剧萎缩。天下的知识分有才之士已经不再像老孔子和庄子那样追求价值和思想，而是热衷于能够迅速获取功名的权术。有志气的年轻人都在寻找一种快的创业捷径，这种情况和现在极其相似。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是商鞅的革新名言，商鞅的变法之道可以归结于为秦国发展的两次战略规划。

第一次规划是努力发展农业，储备粮食，奖励耕织，这是打基础阶段。

第二次规划是发展军事，奖军功，调动大家上阵杀敌的积极性，把所有的生产成果都转移到战场上。

在第一次规划里，商鞅废井开阡陌，鼓励垦奖励耕织，小农经济开始兴起，这确实是社会的进步。

但是商鞅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确保从民间财富到军队资源的完全传输。必须保证对民间资源的强大汲取能力，才能不断发起并打赢战争。

这里有两组学者统计的数据，第一组是战争动员率，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20%，而当时的古罗马帝国仅能动员1%，希腊也仅为5.2%。

第二组数据是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之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灭齐国完成统一），全国共发生96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其中秦国发动了52场（占54%），并取得了48场胜利（占92%）。

这样的秦国，简直就是一部战争机器。

商鞅的重大举措

打击传统贵族

要知道在先秦时期，国家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很多土民众资源都掌握在贵族手里而不受君主的直接控制，传统贵族控制了社会的大部分资源。

诸如现在的很多公司也是这样，新上任的CEO都会将公司原来的管理层解散，然后自己组建新的管理层，来实施他的一套新战略。

为了彻底拆散当时的传统社会结构，商鞅甚至用成文律法，强制解散大家族，然后推行“无军功不授爵”的制度，奖励新兴阶层——“好战分子”。他是如何奖励的呢？

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甲士”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被释放。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就可以转为平民。杀敌人五个“甲士”可拥有五户的仆人。打一次胜仗，小官升一级，大官升三级。

而且在军中，由于爵位高低的不同，甚至每顿吃的饭菜都不一样。三级爵位有精米一酱半菜羹一盘，两级爵位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军功爵位还可以传子。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真是一人得军功，全家都受益。

据后人统计，秦国在统一过程中斩杀的六国人数在150万以上。像白起这样擅长打“歼灭战”的将军出现在秦国是很正常的。因此秦国在先秦典籍中一般都被称为“虎狼之国”。

总之，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为了打仗而打仗，始终坚持以“打仗”为中心，这就彻底破坏了传统社会的组织架构，于是当时秦国涌现了很多新兴贵族，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军功造富”运动。

当然这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为他打破了传统固化的社会，使很多底层百姓看到了升迁的希望。但是这也是撕裂式的财富重组，野粗鲁。底层人民翻身的方式，除了废井开阡陌之外，更重要的是奖励军功。然而善于打仗并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这就是“军功造富”和现在的“互联网造富”的本质区别。互联网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打仗却是一种野蛮的行径，反而是文明的倒退，这是核心问题之所在。

拆弱化人民

在商鞅看来，国家要富强，民众必须是“弱民“愚民”。他认为除了农耕和作战，其他行业的人士，如隐学游手艺人等人若想法太多，容易提升民众的文化和意识，让民众见异思迁，对国家的稳固不利。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其实当时商鞅就向秦孝公提过焚书的主张，不过直到100多年后才被秦始皇兑现。

商鞅“垦草令”的基本内容就是8个字：全民皆农，灭绝百业。商鞅不会因战农耕以外的任何理由奖赏百姓。为了让大家死心塌地埋头种地，他还阻止商业，禁止粮食贸易，不许有雇工现象，杜绝劳动力市场，让你不种地就没饭吃。想做生意？重税！重税！再重税！让你无利可图。他规定商人的雇员必须服役，而且秦国的脏累活等统统是商人先上，这使得秦国的商业急剧倒退。

这就是商鞅“国富民弱”的核心逻辑，“民众贫穷，国家才能富强。”国家要定时去打仗，否则饱暖思淫欲，民众就会有在耕打仗之上更高层次的欲望，商鞅称之为“民平则慎，慎则难变”。商鞅还明令“民无得擅徙”，禁止百姓擅自迁居，以上统称为“一民”的政策。

除此之外，还控制包括土山盐铁在内的核心资源，实行严格的“国家授地制”，“山泽之利”等资源全部归国家掌控，这就是“一山泽”政策。

商鞅就是这样为秦国缔造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群愚昧的百姓。在商鞅死后很多年，荀子西游秦国的见闻是，这里的百姓都很愚顺从，他们目光呆滞，躲避官府。

显然，此时的秦国百姓都成了一个个随时待命的棋子，这使得秦国动辄能够出兵发动大规模战争，或者征发上百万人营造宫室陵墓。

究其本质，商鞅变法就是要把秦国民众统统变成两种人：一种是农民，一种是战士；一个是只会耕地的牛，一个是只会拼命杀敌的狼；一个在后勤，一个上前线，都为战争服务！而且农民和战士都必须愚昧无卑贱贫穷，这样才能用爵位和财物之类的小恩小惠让他们服从。

所以商鞅和秦孝公都是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为了理想中的大国崛起，无论执行怎样难以理喻的政策都在所不惜。

用现代人的观点来说，这就是所谓的“执行力”。实际上最多就是表面强执行力强，绝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商鞅变法的反思

商鞅变法最大的进步在于他让土地得到了流通，最大化地被开垦。同时那些既得利益者失利，让那些一无所有的草根有了上升的通道，他打开了那个固化的社会，让民众看到了升迁的希望。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他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在当时的世道，能打才是硬道理！他用简单易于操作见效快的办法，折腾出一个杀气腾腾的秦国。抓农业等于打仗有了保障，抓军事是为打仗做好准备。

所有少年得志的创业型公司，都有要颠覆一横扫一切的原始诉求，更何况秦国一直被他国忽视和歧视。所以秦国在发迹之后，拼命去消灭传统的东方列国。公元前230年，灭韩国；公元前228年，灭赵国；公元前226年，攻占燕都；公元前225年，灭魏国；公元前223年，灭楚国；公元前222年，灭燕国；公元前221年，灭齐国。短短9年时间就完成了统一大业。

这种野蛮式的发展路径可以使一个国家在最短的时间变成一部战争机器，但如果把它作为长期国策，必定会溃败。商鞅指挥下的秦国，其文商业模式和市场定位等只适应“打天下”的阶段，如果依然用这种方式治理天下，必然大乱。

秦国统一中国之后，应该安抚天下，立刻对“战争机器”的国家进行转型升级，但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让其还在这条不归路上狂奔，诸如秦始皇的焚书坑修万里长建阿房修陵墓，依然还是采取原来的野蛮方式。

大秦帝国已经是统治者了，却还把自己当成掠夺者。

于是，一句“ 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迅速集结为一股强大的反秦势力。大秦帝国虽然实现了千秋霸业，但只维持了14年就宣告灭亡，然后“六王毕，四海一”。

然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很多百姓翻身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天下太平，而是不想被压迫，想去压迫别人，这才是最可怕的。

今天你骑在我头上，明天我就要骑在你头上，无休止地循环。

创业者的价值观决定了这家公司能做多走多远，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决定了创业者的价值观。

从现代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很多互联网公司的发展也很野蛮，它们不顾一切地收买用户，用暴原始的手段提高数据和流量，为什么不扪心自问：自己究竟是用价值吸引了用户，还是用眼前的利益收买了用户？进一步而言，自己的商业模式究竟有没有为社会创造实际价值？有没有代表先进的生产力？

再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现在的社会人心躁动，人人都想创业，到处充满功利主义和务实主义，盛行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这种状态与战国时期如出一辙，如果缺失人文关怀和更加文明的指引，再强大的体系都会顷刻间分崩离析。

因此，全世界都在期待一家能够重塑世人价值观的公司出现。